如此，司法才能取信于民，成为社会正义观的坚强守护者。
也正因为如此，大一统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也可以说，中国自有巢氏以降的几千年，根本不存在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
孔子毕生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看来，西方是幸运的，虽然有过神权中断公民权与精神的历史时期，但通过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丶宗教改革丶思想启蒙终于锻造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与精神，从而为宪政民主政制奠定了根基。即使对于家庭范围內那些本是独立存在的人、事、物，也往往冠之以家 字，如，家父、家母、家财、家业、家珍、家信、家丑等。社会整体化改造的一个后果是，灭绝了农民应该具有在土地上当家作主——一种天然的民主。因为在此之前，近现代中国实际走过的只有大清帝国末期的中体西用及民国时代的三民主义 的道路。
这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级跳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尽管后79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言说，但并不能改变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一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应该说，1949年前后，新政权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
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个传统到了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却放弃了。当时取消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理由是有了马列主义，其它的知识体系就不需要了，这个判断中隐含着对知识体系的无知和自负，也是一元化知识逻辑的必然结果。凡法治国所定各条件，若行政官厅有背法规时，可以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方法救济之。
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的特别严重。
知识体系中取消了法学、社会学，学部委员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4、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这个辞条的解释是：对于专制国而起者。
早期中国人对法治的理解，我个人以为相当成熟。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度形式。
12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238人，减至224人。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
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
专制国，亦有民法、刑法，民事、刑事之裁判，国家亦有拘束者，然行政权之行使，则无法规之拘束，反之在法治国，不唯司法权拘束于法规，即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不唯行政官厅，即君主与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度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1955年1月6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他记不清了。
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我们法治观念的退化是1949年后的事。
2、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3、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法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行政法，为关于国家与臣民之行政之法规，有拘束之力，如此行政悉依法规者，谓之法治国。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
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是过去的近三倍。在专制国，统治者为君主，国权随意行使，不拘法规，纵令国权之行使有经规定者，亦只为君主所下之训令，而国家与臣民之间，无拘束之法规，是为绝对之专制国。
此行政法规之原则，依法律而定，在君主一方，不能任意制定变更，必得议会之协赞而后可，因此行政法规上，为治国之基础。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
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也就是说，1955年科学院学部建立以后，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机关中，已经完全没有法学的地位。一般的理解是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取消了社会学和法学，所以原中研院院士陈达也不是学部委员。
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
按当时的设想，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凡法治国所定各条件，若行政官厅有背法规时，可以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方法救济之。
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
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部务部委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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